塑料制品的風行，在于它給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。既有便利可用，人們當然會接受。塑料制品的被限，在于它帶來環境污染，事關國計民生，政府當然要治理。破解這個矛盾，一方面需要合適的相關替代品，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的監管機制。

　　10日，市發改委等部門公布《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動計劃(2020—2025年)(征求意見稿)》(以下簡稱“限塑10條”)，媒體報道稱，“這意味著更嚴厲的限塑令即將落地北京”。“限塑”推行多年，相關規定、舉措早已超過三令五申，但至今卻依然令行不止，阻力重重。這是為什么？

　　應該承認，每次“限塑令”實施之初，確實頗有成效。別的不說，只大小商家紛紛推出塑料袋收費一條，就使不少人改變了購物習慣，自備包裝的日漸增多。但“好景”不長，本來已有收斂的商家眼見執行力度不足，又紛紛恢復免費塑料袋“供應”。與此同時，隨著快遞、外賣等新業態的迅猛發展，塑料包裝、餐盒等的使用量飆升，給“白色污染”治理之路帶來了更大更多的困擾。

　　塑料制品的風行，在于它給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。既有便利可用，人們當然會接受。塑料制品的被限，在于它帶來環境污染，事關國計民生，政府當然要治理。破解這個矛盾，一方面需要合適的相關替代品，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的監管機制。如果二者都不能滿足，“限塑令”令行不止就不奇怪了。

　　此次“限塑10條”提出，市民生活中的吃、住、購將全面“減塑”。這固然是必須的，作為公民也應該有這個自覺。但同時還需要明確，在“限塑”問題上，消費(使用)只是中間環節，生產源頭才是關鍵所在。

　　某些塑料制品之所以構成環境污染，在于其不可降解。那么，限制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生產才是治理的關鍵所在。管住了不合格塑料制品的生產，才能從根本上杜絕“白色污染”。換言之，“限塑”行動應該在源頭治理上下更大的功夫。

　　有人算了一筆賬：生產方面，不合格塑料袋成本僅需幾分錢，而可降解塑料袋成本是前者的2至3倍，無紡布袋等替代品成本更是原來的數十倍，商家和消費者都不愿接受。監管方面，商家(特別是市場攤主、街邊小店)分散、流動，監管者顧此失彼；不合格塑料制品的生產和銷售廠商隱蔽性強，管理部門查處困難，以致造成開支“比塑料袋的成本高出許多”。基于這樣的“計算”，所以源頭治理很難。

　　上述說法雖是實情，但面對環境保護這個國策，也只能算枝節問題。“限塑”必須“算大賬”——任何行政執法都需要成本，“限塑”成本并不一定比其他執法行動更高。不合格塑料制品的生產或銷售廠商再隱蔽，也未必比其他經濟案件更難追查；大小商家的經營活動都在市場管理部門的監控之下，查沒不合格塑料制品還算難題嗎？可見，“限塑”的關鍵不在成本，而在是不是把它當作大事、當作“硬”任務來辦。

　　“限塑”關系到環境保護、社會發展大局，關系到子孫后代的生存，現在付出一些成本，實現未來環境友好，是值得的。事實上，管住了不合格塑料制品的源頭，沒有了“價廉物美”的包裝物，商家為了生意，就不得不設法降低經營成本，或回收再利用；消費者若不想接受付費，也只能自備包裝物，自行“減塑”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會逐步形成保護環境的自覺行動和社會風氣。（張刃）

　　(文章來源：勞動午報，作者：周迎春)